近十年来，全世界独裁者已将“管理式”或“指导式”民主的手法发展到淋漓尽致。在白罗斯、俄罗斯、乌干达、委内瑞拉和其他国家，威权主义领导人一面靠着定期选举来提高自己的合法性，一面垄断媒体、限制公民社会并操纵各种国家机构与资源，借以保持自己的权力不坠。 不过，这些方法绝非万无一失。随着公民日益机智并学会在不公正体制下活动，其功效也会递减。因此，越来越多独裁者被迫采取更直截了当的镇压形式：他们仍然举办定期选举，因为人民已养成习惯，但他们甚至不去假装这些空洞仪式是自由或公平的。结果是出现一个又一个所谓的“僵尸民主”——空有形骸却没有一丝血肉，有如活死人的选举政治体系。 正如独裁者们已从管理式民主转为僵尸民主，人权支持者也必须与时俱进。过去为了对抗管理式民主，人权支持者可以攻击特定的独裁手段——例如管制公民社会或逮捕记者——现在面对僵尸民主，他们必须更多地采取正面迎击方式，不让独裁者通过装模作样的选举博取合法性。 传统的独裁政权不会伪装成民主。沙特和阿联酋的君主们根本就懒得举办全国直接选举。跟它们一样的有中国共产党，以及它在古巴、朝鲜和越南的兄弟党，或是那些大摇大摆实行威权统治的前苏联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此外，有些威权主义政权在推翻民选政府的同时连民主也一并取消了，例如自2月政变以来镇压示威者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入狱的缅甸军政府。 但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用民主的外衣掩藏独裁统治——直到这几年才因其荒谬可笑而撕破这层薄薄的伪装。俄罗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国迅速被推向僵尸民主状态，很大原因是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不断找机会冲击克里姆林宫的管理式民主。克里姆林宫本来有办法通过控制国营电视台和其他媒体来操纵民意，长期压制反对势力。但纳瓦利内以戏谑手法拍摄总统普京涉贪的影片，在YouTube吸引上千万次点阅，突破了莫斯科的资讯控制。 在2013年允许纳瓦利内参选莫斯科市长并赢得百分之23选票之后，克里姆林宫便禁止他的政党以及其他真正独立的政党再参加任何一次选举。然而，在2019年大选时，纳瓦利内另辟蹊径，呼吁选民把票投给克里姆林宫允许参选的花瓶反对党候选人——企图以这种“聪明投票”策略拉低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俄罗斯当局的回应是将纳瓦利内关进刑事流放地，并以“极端主义”罪名指控所有支持他的候选人，将国内仅存的独立新闻机构一律抹黑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还会继续办理选举，但那怕只是做个样子都不会再有真正的反对党或自由的公共辩论。 普京在白罗斯和匈牙利的意识形态伙伴也有样学样，将他们的国家带上欧洲僵尸民主之路。从1994年掌权至今，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靠着严格限制媒体与公民社会维持对国家的控制。2020年寻求六连任时，他大概以为把主要反对党候选人通通抓起来就能轻松获胜。但因民众集结声援其中一位狱中反对党人士的妻子季哈诺夫斯卡亚（Svetlana…

21世纪以来，大量新兴民主国家相继出现了政权解体、民主质量下降、民主发展停滞的现象，西方民主国家也遭遇了民主信任危机和治理危机。尤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的上台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可能走向威权主义的担忧，政治极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更是让美国的民主面临着巨大挑战。而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美国抗疫的失控也从侧面透露出美国民主衰落的迹象。弗朗西斯·福山在疫情期间就撰文指出，美国在新冠疫情面前应对乏力，根源在于美国的“政治衰败”。 民主衰落也日渐成为政治学界集中关注的话题，关于民主衰落的研究层出不穷。著名的《民主学刊》在2015年第1期即以“民主衰落了吗”作为话题，福山(Francis Fukuyama)、戴蒙德(Larry Diamond)、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普拉特纳(Marc F. Plattner)、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斯蒂潘(Alfred Stepan)等著名学者纷纷围绕民主衰落话题展开讨论。…

《 2021年世界自由度报告》发现，到2020年，衰退与成长之间的年度差距扩大，现在世界上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完全自由的国家中。 华盛顿-2021年3月3日-自由之家今天发布的《 2021年世界自由度报告》对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进行年度国别评估报告显示，随着主要民主国家转为关注国内事务，这导致全球自由连续15年下降，威权主义者的行动在2020年期间变得更加大胆。 该报告发现，自2006年民主开始恶化以来，被指定为「非自由」国家的比例已达到最高水平，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下降的国家数量超过了增长的国家，这是15年以来的最大幅度。该报告下调了73个国家的自由得分，这些国家占全球人口的75％。受影响的不仅包括中国，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威权国家，还包括美国和印度等陷入困境的民主国家。现在有54个「非自由」国家，占世界人口的38％，是自衰退开始以来的最高比例。 今年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印度的地位从「自由」改为「部分自由」，这意味着现在世界上不到20％的人口生活在「自由」国家中，这是自1995年以来的最小比例。印度的变化是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国际平衡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威权主义者普遍因其滥用权力而不受惩罚，并抓住新的机会巩固权力或压制异议人士。在许多情况下，有希望的民主运动将因此遭受重大挫折。 例如，在白俄罗斯和香港，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遭到了政府的残酷镇压，这些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国际批评。阿塞拜疆政权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军事攻势间接威胁到亚美尼亚最近取得的民主成果，而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的武装冲突使该国自2018年以来暂时性的政治开放的希望破灭。这四个案例都有一个独裁邻国的某种程度的干预：莫斯科为白俄罗斯的政权提供了支持，北京推动了香港的镇压，土耳其政府援助了阿塞拜疆政府，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呼吁厄立垂亚提供支持。更广泛地说，民主希望的灯塔已经熄灭。自由之家指出，有39个国家和地区在2019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其中，有23个国家（占近60％）在2020年净得分下降。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独裁国家，2020年，其政权的恶性影响远远超出了香港。北京加大了全球虚假讯息和审查活动的力度，以应对因最初冠状病毒爆发而被掩盖的严重后果，这严重阻碍了全球在大流行初期的快速反应。它的努力还包括增加对外国民主国家国内政治言论的干预，以及将在中国大陆常见的侵犯人权行为扩展到国外。中国政权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边机构中获得了影响力，美国在2018年退出了该理事会，因为北京推动了所谓的不干涉愿景，即在推动形成专制联盟的同时，允许对虐待民主原则和人权标准的行为不受惩罚。 自由之家研究与分析副总裁萨拉·瑞普奇（Sarah…

写在之前 2021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这个为中国带来灾祸与发展的执政党由学生革命而来，它的前朝由学生革命而去，青年学生无疑是推动政治环境大变革、社会经济大改革的最有力推手。从辛亥到五四，从文革到八九学潮，中国青年一次次地摧枯拉朽般地，用灵活开放的思维，充有活力的视界，坚定不移的精神为武器组织起来，为共同利益而奋斗，给予对立势力以致命一击。不论历史上的学生革命是否成功，都应被铭记。 这一百年的青年革命看下来，大概有三次：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与八九学潮，在这些革命中，青年学生并非每时每刻都与大众为伍，以大众利益为目标，这体现出了以青年作为学生主体的弊端之一：青年易被煽动，也易被利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反的是帝国主义、封建统治，八九学潮中，学生争取的是言论自由与政治自由，在这其中，学生代表广大民众发声，向政府诉愿，但在文革中，学生则充当着‘党卫队’与义务警察，受控于政府，加罪于人民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社会的发展不会停止，但发展的方向却是由我们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定下的，不公与积弊并非因其始作俑者而起，而是经由每一个参与其中，选择忍耐、忍受而不懂得站起来反抗的人之手而生，可见的，现在的中国青年已经逐渐失去了‘革命精神’这种只有在历史书上才会被提到的东西。如果现在鲁迅发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即使在这样一个经济教育文化高度发展甚至膨胀的社会环境中，中国青年失掉了这种思想自信力，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以史为镜，进而知兴替。  五四运动 1919年五月二日晚，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聚于北大西斋饭厅，群情激昂，他们在讨论当年初的巴黎和会上中国遭到的不平等待遇，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美国在会议中提出了广受各国欢迎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包括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国联等一系列和平主张，中国希望借此解决山东问题，但当中国代表将《山东问题说帖》交由大会，经多方陈述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角力，大会最终决定支持日本方，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三天后，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 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 结果英、法颇为所动,…

  收到书以前，以为是本厚厚的理论书，但拿到手里才意外的发现，这是一本32开篇幅不长的作品，正如序言中说的：《跨》一书篇幅虽然不大，但立意深远，主题清晰，观点分明，饱含激情。这是一本新书，出版于今年8月份，油墨味还很浓，刚看到内容时角色这是一本帮政策打圆场的喉舌书，但细看下来，这本书还真讲出了一些东西。   全书分为财富的欲望，繁荣的基石，撕裂的美国，数字化财富鸿沟，市场神话的破灭，迈向共同富裕六个章节，全书由感而发，从财富鸿沟、先富阶层两个概念出发，逐渐回到本书要讨论的中国人的共同富裕。   行文从新冠疫情开始，作者指出，在疫情影响下，各国经济停摆，财富鸿沟加剧，多个政府因此采取宽松政策，恶化了社会财富分布不均，与贫富差距增大等问题。这些问题由资本而生，伴随着问题的激化，资本主义必将由此被历史淘汰，有关贫富分化的问题的讨论回到中国，先从历史角度看近代中国经济尝试分化、资本化却并未实现，真正的一部分人富起来从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开始，并逐渐形成社会问题。“社会各方对财富的性质伦理与责任问题的看法，差距也越来越大，很难形成社会共识”因此建设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第一章着重写财富问题，从历史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目标已经完成，市场的发展产生了财富伦理上的认知问题，企业家所积累的财富都是由他们自己制造的吗？换言之，财富的聚集主要因为资本家的个人素养与水平吗？企业家有义务行善吗？企业家如果不行善财富会自己重新分配吗？先富带动后富，这一对共同富裕的精炼总结无疑回答了这些问题，“先富群体对自己的财富的处置是个人的选择，他们有权任意挥霍自己的财富，而不必去考虑他人的看法，他人对公益事业的投入也是基于私人的道德选择，不做无可厚非，做了可以获得美名”，富人帮助穷人是社会的基本道德法则，但道德终究是道德，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市场的自我演化需要政府的干预，不只是完备的法规，市场经济无法孤立存在，它从属并依赖于社会、政治，这无疑是对自由主义市场学说的中国支持者所声称的类似企业在社会中的经济活动本来就是慈善，应该由市场本身约束，而不是由政府约束，其观点的最有力反驳，之所以这些观点不正确，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环境鱼龙混杂，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市场很难自己维持自己的运行，这也是共同富裕应时代要求而生的原因。   第二章是对第一章的补充，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谓坎坷，来之不易的和平中，中国在夹缝中发展经济。作者随之提出“中国若想从落后的经济发展成为发达经济体，不仅要对抗外部压力，还要对内整合资源”这一观点点明，社会的发展如果是扁平的，经济活动将会是没有生机的、缓慢的，中国不能离开市场经济，但还是要提防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三章撕裂的美国中，作者从美国入手，让人看到了，如果政府不对市场加以管控和如果政府对市场加以管控，一个国家将会是什么样的“由于财富分配日益不公，贫困与阶级固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些处于美国底层的民众生活越来越艰难，愤怒与不满的情绪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美国的市场缺乏管理，社会财富单向流动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由此产生了阶层的固化，穷人的子女只能是穷人，这是一种阶级诅咒 ，在美国，原生家庭对子女未来的影响比在中国要大得多，中国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只有品性、习惯、教养，而中考、高考作为几乎公平的机制，在中国建立了一种比美国的SAT、ACT还要平等的人才选拔体系。回到经济问题，由于美国长期实行的自由主义市场政策的影响，资本不断向少数人的方向积累，政府控制不了企业，企业反过来制约政府，不同阶层之间因此产生对立情绪。为了缓解美国这些与生俱来的绝症，政府介入一次二次财富分配，对社会进行财富调整，从而人为制造了美国的黄金时代，这无疑是给中国正在搞的共同富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这一次我们不再需要自己去摸索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我们的敌人美国提供给我们的。   资本生而吸血，资本持有者的最终目的是获取更多的资本，而影响力要更小的民众，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本就不多的财富不断流向其他人，最终这些财富被掌握在了少数人手里，作者在这里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一种新时代特有的垄断：平台垄断，平台对用户的吸附性和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性，促使用户成为了平台的资本，平台并以此拉开了所谓数字财富鸿沟，依托数字技术的发展，新兴的科技巨头不是产品的生产者，也不是消费服务的提供者，而是利用技术优势构建起的独立平台系统的维护者，并由平台直接控制社会经济的一部分。软件公司搭上了时代发展的快车，资本开始由实业公司向网络技术公司转移。因为平台的技术差距，信息被集中化处理，并有目的的分配给每一个终端用户。网络与平台都是被设计出来的，平台被设计的初衷就是垄断，它整合出用户需要的，传递给用户需要的信息，给用户提供一种无可替代的体验与服务，正所谓“平台自己并不生产价值，却开辟了生产价值的新源泉，互联网平台可以无限扩大，而成本几乎为零”，可见互联网是赢家通吃的。就是这样的现象，拉大了数字财富鸿沟，加剧了贫富差距，作者指出，面对平台，国家本有的法律体系和监管部门较为低效，存在弱项与短板，可见整顿互联网是共同富裕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在点出大方向之前，作者从理论角度论述了市场为何需要监管以及市场乌托邦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家们所以为的，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约定俗成的市场，受到严重威胁时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会激发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这一观点有局限性，市场乌托邦的出现就是依靠于国家的管理与强制力，否则市场会将一切资本化，不管市场乌托邦是否完全形成，被压迫和剥削的始终是人民，只有在财富再分配中，政府加以管制，才能惠及更多的市场组成部分。…

    驱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在于货币的流通，流通产生流向，流向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谈到经济结构，我们总是抽象化地把平民手握的财富整体化，认为平民的财富累积起来权重较大，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这种整体化让人更方便地理解社会思潮对经济的影响，穷人的想法是最好左右的。     说消费主义在中国是姗姗来迟的，是因为中国人民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富起来了。侵略最好的方法放眼长远是文化侵略，但要想短期受益，就要像成吉思汗一样直接掠夺。西方的金融家在富起来的这十年中持续向中国输入西方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就玩过的资本套路，股票，虚拟币，传销，网贷，当中国人的金钱意识已经成熟，懂得骗钱的骗局长什么样时，西方才祭出消费主义这种有问题的价值观。    中国的上几代人都是从贫穷中走来，在贫穷中去的，手握财富的这代年轻人亟需改变自己的处境，可见中国有最适合消费主义生长的土壤，那消费主义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已经病入膏肓。生活中随处可见病态消费产生的现象，直播打赏，奢侈品，价格高的服饰化妆品，随着这些消费额占比越来越大，不禁让人感到疑惑？是谁把这么多钱花在生活的非必需品上？    …

第二版的《经济学通识》中，六篇经济散文被独立出一小节：反垄断的罪与罚，其从经济角度陈述了作者的观点，垄断是市场发展兼并的正常结果，反垄断不是不该反，而是政府不会反，也不能完全或正确界定什么是垄断，阻止企业所谓对市场的滥用，实际上是政府在滥用自己的市场管理权利。 行文从微软开始，作者指出：微软作为行业垄断企业，所赚取的利益都是它自己创造的，微软用市场约定俗成的巧妙的定价策略，扩大了自己的用户群体。然后作者的思路转回国内，给认为中国反垄断法的出台可以维护市场秩序，解决经济的问题的人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指出经济学没有给出对行业垄断的明确定义，政府又难以细化管理标准，从而合理使用管理权，这会使反垄断工作的难度无限增大，作者最后给出颇有老子思想的“不要管、不要问”的解决方案，让市场自我调节消化革新。现在来看垄断企业大可以分为两种：产品垄断、行业垄断与投资垄断，前者很难让人害怕起来，人民不怕微软，因为它赖以生存的最具竞争力的产品价格并不高，而且有实用性，还没有提价的空间，再加上国内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并不是非常健全，有很多人在免费用着微软的商品，而微软也不打算追究，所以这种垄断反而并不比洪水猛兽，软件产品的加价空间不大，没有了软件，人们的生活也并非持续不了，相比之下，如早已崩盘的德隆，如日中天的腾讯这样的投资公司更招人讨厌，对市场来讲也更加危险，腾讯通过投资控制了不同的行业，拿出资本即可买断市场的垄断资格，不管将不将其用作正途，都让人感到不安。 引用原文的一个观点，为什么惩罚反垄断这么难？因为垄断者往往在垄断行业产业时也激发了他们的潜力，整合了市场，使消费者的体验大大升级。消费者自己不愿意承担反垄断带来的结果，政府也不愿意。像这样一个需要发展不计成本的国家，政府放任企业损害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利用腾讯这样的投资公司来孵化新的企业，要强行拆分腾讯，政府随时可以这么做，但承担相应结果的就是腾讯的股民，腾讯的产品用户以及腾讯投资了的企业。 由此可见，薛兆丰的文章中提出的放养方式放到现在好像行不通了，腾讯的资产既不是操作系统的知识产权，也不是卖什么软件得来的合法收益更不是生产的每一件实体商品，而是每一个用户所组成的潜在资本，和腾讯控股的每一家公司。它跳出市场直接用免费与整合来捆绑住用户，这令人感到担忧。 薛兆丰有关垄断的看法，似乎并没有把腾讯这样的企业算在考虑范围内，蒙牛、福耀、华为的垄断不用去管它，需要管的是腾讯的真正意义上的垄断，面对这种资本，国家不应继续放任，试图给他刮骨疗毒，整顿它身上出现的小问题，而是给它五马分尸，整体换血，重组资本，使资本在国家的管理下运行，回报社会，做更多有益的事。

    2009年版的奈比斯特所著的《中国大趋势》，作者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向西方讲述了属于现代中国的故事，这本书作为大趋势的以中国社会为原本的续作讨论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在改革开放后革新巨大的社会组成部分忠于作者的序言中所说的，我们要找的是一种中国的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看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     全书行文从支柱开始，主要叙述了思想的解放纵向民主体制，中国是自由市场经济，国际化文化与科技发展。作者把解放思想放在全书的最前面，因为中国之所以之前闭塞而难以发展，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同国际沟通交流，固守自己的制度与成规，而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全面解放打了头阵，当从经济开始富起来，与其他国家沟通起来，随之带来的便是思想和文化的解放，解放需要时间，需要成本，需要政府与人民承受改革开放带来的阵痛，但这种痛并不是由部分人民承担，而是由所有中国人一起承担，政府在其中寻找痛点，企业在其中摸索出生存的道路，进行自我革新，同一家健康发展的企业一样，中国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运营方式，它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不断尝试新的商业与管理模式，而且它还摆脱了中国人的桎梏-精神的枷锁。     作者称，中国的管理体制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竖向管理，这两种力量的平衡恰好达到了权力与权力之间的最稳定状态：规矩与和谐并存，在中国，民主并不被定义为人民有权利选出自己的领导，或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中，人民同时担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而是下层人民向自己的上层领导提出问题，领导向上级提出解决自己不了的问题，一层一层的向上传递问题，最后中央来解决，由人民提出的或因人民而生的关系国本的重大问题，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行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放在当年来看，这话似乎是正确的，受限于当时政府的行政能力，连这样基本的中国式民主都无法完全实行，但现在政府的执行力强了，反而迎来了一位独裁专断的领导人，归根结底还是中国政体的问题，一个人的权利容易集中，高层闭塞，不开放选举也不给人民罢免权，故中国社会需要民主选举这样一个最后的保险，相比西方，竖向民主更适于现代政府，也更适于中国，所以现在中国政府的问题就显而易见了。…

1951年，第一套中小学用教材出版，从而引出了贯穿中国现代教育的一种论调：读书方能成才。历经十年浩劫，1977年高考恢复，学生又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九十年代末，受经济政策影响，我国开始尝试教育产业化。每一次教改，都有负责的人打头阵，负责的人收尾，产生不同的社会影响也在逐步推动我国教育行业的进步。近十年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能否及时地改革教育，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国本是否牢靠，其不限于教育的内容，形式和其他方面的配合也非常重要。 国家每一个动作都是有章可循的，但限于体制的运作速度，新政策出台和地方采用政策的速度，时效性和对已经存在的政策针对的对象的影响往往相反。今年六月份，国家公布了整顿课外教育培训的新政策，家长和课外教育任教的老师之间因供需产生的教育产业链因此断链，新东方股价因此下跌90%。之前的三公分班政策也无疑打击了相关人员的收入，类似这样的政策并未起实效，特权仍然能左右教育的公平，那么，教改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青少年的命运，由谁来负责？ 问题出在现在的教育环境上，这种教育环境导致国家的政策要么是用力过头，没有考虑下一步发展，要么是给上一种政策打补丁。打击课外教育就是一个例子，在推出政策以前，国家需要的是高知识水平的人才，当读书才是出路的思想固化，人人把读书中考高考当做教育的代表时，本来国家所需的就已经过剩了，建设国家需要的不只是知识分子，还需要低成本、高效率的人口资源，当农村的贫困学生第一次出村是为了考试而不是找工作，教育就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形式，考试、学习和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成为了教育本身的目的，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开阔了眼界，同时家里人打工赚钱供着这样的人上大学，让本来需要忍受黑暗的人看到了光明，浪费的是家长的钱，多出来一个开阔了眼界的大学生。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出身决定得了未来的发展和起跑线，为什么要让起跑线已经落下别人很远的人去奋力追赶？浪费的是谁的时间？年轻人的时间。国家很明显看到了这点，打击课外教育，结合之前的减负、鼓励职业教育、增加在校学生体育运动时长、鼓励大中小学开设类实践活动等政策，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方向大调整的一部分，代表教育的重心从知识转变为技能，也就是国家在通过减少普通知识占比来培养工人，也就是廉价劳动力、人口资源。这就是对一个用力过头的政策打的补丁。 那么，这样用力过头的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催生了课外辅导、改变了社会基本的家庭结构，在教育的部分中拉高了家长的地位，这无疑是一种病态畸形的状态，家长的管理逐步让学生失去自控力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家长的需求让一部分水平不够的教育者接管了本来应该由义务教育负责的部分，这其中义务教育没有责任吗？又不得不引入上面说过的国家体系运行慢产生的一个并发症，政策在不同部分的执行也是不同的，减负到了教育基层，迫于上述环境压力，教材逐步简化，而教育内容，或者说需要教给学生的内容在增加，可以说义务教育在整个体系中处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这就导致了家长需要课外班，学校老师也需要课外班来分担教育任务。教育的目的在中国从知识传递变成了筛选人口，现在又变质成了家长、学校、课外辅导三方对学生施加压力的一种形式，这让人感到担忧。 下一代青少年的命运，谁来负责？陈旧的思想和投机者应该承担责任，承担一系列新政策带来的阵痛。在新的时代自我革新思想要明确教育的目的，规范教育的方式，这些不应该在学生家长的思想已经被转化为读书是唯一出路之后进行，教育关乎国本，只有有序地推进。在该做好自己工作的时候没有做好，没有管理好，就是国家的问题，国家的无能，让现在教育环境的形成成了一场灾难。

方舟子-方是民 （一）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四日致ＷＹ 在家休息一个多月，不得不又来容忍合肥的炎热，因为要参加ＧＲＥ考试。 这次科大报考ＧＲＥ的人数是创纪录的。为了能领到表，大家挤着，嚷着， 抢着，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暴徒。就象一群遭遇海难的旅客，完全失去了自救和救 援的希望，都拼命往小小的救生艇上挤。 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我知道同样是人类社会，美国也未必就比中国好 多少。但是我现在所能作的——或者说是赖以生存下去的支柱——也只能是如此。 就象《野草》中的过客，虽然明知前方只有坟，也只能不带任何希望地向它走去。 明年不成就再等一年、两年，总之非去看个明白不可。如果命中注定了我只能留…

余光中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七十年间，中文的变化极大。一方面，优秀的作家与学者笔下的白话文愈写愈成熟，无论表情达意或是分析事理，都能运用自如。另一方面，地道的中文，包括文言文与民间文学的白话文，和我们的关系日渐生疏，而英文的影响，无论来自直接的学习或是间接的潜移默化，则日渐显著，因此一般人笔下的白话文，西化的病态日渐严重。一般人从大众传媒学到的，不仅是流行的观念，还有那些观念赖以包装的种种说法；有时，那些说法连高明之士也抗拒不了。今日的中文虽因地区不同而互见差异，但共同的趋势都是繁琐与生硬，例如中文本来是说「因此」，现在不少人却爱说「基于这个原因」；本来是说「问题很多」，现在不少人却爱说「有很多问题存在」。对于这种化简为繁、以拙代巧的趋势，有心人如果不及时提出警告，我们的中文势必越变越差，而地道中文原有的那种美德，那种简洁而又灵活的语文生态，也必将面目全非。 中文也有生态吗？当然有。措词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这些都是中文生命的常态。能顺着这样的生态，就能长保中文的健康。要是处处违拗这样的生态，久而久之，中文就会污染而淤塞，危机日渐迫近。 目前中文的一大危机，是西化。我自己出身外文系，三十多岁时有志于中文创新的试验，自问并非语文的保守派。大凡有志于中文创作的人，都不会认为善用四字成语就是创作的能事。反之，写文章而处处仰赖成语，等于只会用古人的脑来想，只会用古人的嘴来说，绝非豪杰之士。但是，再反过来说，写文章而不会使用成语，问题就更大了。写一篇完全不带成语的文章，不见得不可能，但是很不容易；这样的文章要写得好，就更难能可贵。目前的情形是，许多人写中文，已经不会用成语，至少会用的成语有限，显得捉襟见肘。一般香港学生目前只会说「总的来说」，却似乎忘了「总而言之」。同样地，大概也不会说「一言难尽」，只会说「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 成语历千百年而犹存，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千锤百炼」，字义对称，平仄协调，如果一定要说成「千炼百锤」，当然也可以，不过听来不顺，不像「千锤百炼」那样含有美学。同样，「朝秦暮楚」、「齐大非偶」、「乐不思蜀」等语之中，都含有中国的历史。成语的衰退正显示文言的淡忘，文化意识的萎缩。 英文没有学好，中文却学坏了，或者可说，带坏了。中文西化，不一定就是毛病。缓慢而适度的西化甚至是难以避免的趋势，高妙的西化更可以截长补短。但是太快太强的西化，破坏了中文的自然生态，就成了恶性西化。这种危机，有心人都应该及时警觉而且努力抵制。在欧洲的语文里面，文法比较单纯的英文恐怕是最近于中文的了。尽管如此，英文与中文仍有许多基本的差异，无法十分融洽。这一点，凡有中英文互译经验的人，想必都能同意。其实，研究翻译就等于研究比较语言学。以下拟就中英文之间的差异，略略分析中文西化之病。 比起中文来，英文不但富于抽象名词，也喜欢用抽象名词。英文可以说「他的收入的减少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中文这么说，就太西化了。英文用抽象名词「减少」做主词，十分自然。中文的说法是以具体名词，尤其是人，做主词：「他因为收入减少而改变生活方式」，或者「他收入减少，乃改变生活方式」。 中文常用一件事情（一个短句）做主词，英文则常用一个名词（或名词词组）。「横贯公路再度坍方，是今日的头条新闻」，是中文的说法。「横贯公路的再度坍方，是今日的头条新闻」，就是英文语法的流露了。同理，「选购书籍，只好委托你了」是中文语法。「书籍的选购，只好委托你了」却是略带西化。「推行国语，要靠大家努力」是自然的说法。「推行的国语，要靠大家的努力」却嫌冗赘。这种情形也可见于受词。例如「他们杯葛这种风俗的继续」，便是一句可怕的话。无论如何，「杯葛继续」总嫌生硬。如果改成「他们反对保存这种风俗」，就自然多了。 英文好用抽象名词，其结果是软化了动词，也可以说是架空了动词。科学、社会科学与公文的用语，大举侵入了日常生活，逼得许多明确而有力动词渐渐变质，成为面无表情的词组。下面是几个常见的例子： apply…

一、案例资料 德隆是资本市场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从最初收购多家上市公司、整合产业、控制金融、在证券市场上呼风唤雨的辉煌，到后来三驾马车陷落、股价大跌、德隆大厦轰然倒下的悲壮，德隆总是让人印象深刻。 德隆靠彩扩业务掘得第一桶金，这家由新疆走出来的企业，先后控股了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天山股份、ST中燕、深发展等6家上市公司，参股华冠科技、重庆实业、光明家具、福田汽车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和金新信托、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北方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东方人寿保险等金融机构，甚至深圳明思克航母世界、北京JJ迪斯科广场、北京喜洋洋文化公司等也是德隆的下属企业。 这些上市公司及其他与新疆德隆有关的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被称作”德隆系”。德隆系构建了庞大的产业帝国和金融帝国。德隆的产业横跨”红色产业”（番茄酱）、”白色产业”（棉花及乳业）、”灰色产业”（水泥）和”黑色产业”（汽车制造和机电业），资产以百亿元计，足迹遍布新疆、上海、北京、深圳等各大城市。”德隆”似乎成了无所不能的代名词。 然而，2004年3月开始，由于系内资金链断裂，再加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使得银根缩紧，由德隆控股和参股的多家上市公司股票连续跌停，滑落到停牌的边缘。德隆系股票二级市场市值在2004年3月初到4月中旬的一个多月时间损失近100亿元。2004年8月8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德隆，负责有关德隆债权债务的一应事务，并着手对德隆进行重组。 有人说德隆的倒下是一种经济模式的终结，有人说这是民营企业的悲哀，也有人说这是股市远离风险的回归。但是无论怎么说，德隆的兴衰都应该留给人更多的思考。 （一）起步 德隆的起步如同大多数民营企业一样，走过一段不平坦的道路。 1986年，7名青年大学生抱着创业的冲动和实业报国的热情，用仅有的400元钱在乌鲁木齐创办了一家名为”朋友”的公司。当时新疆的彩色摄影冲印业务还是一个空白，朋友公司认定了这个项目，频繁地把从新疆客户手中收上来的胶卷拿到广东冲印成照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看似简单的业务一年净赚了100万元，成为这几个年轻人为后来建功立业攫取的第一桶金。后来，用这些资金作为启动资金，朋友公司又先后经营过服装批发、小挂面厂、小化肥厂等多种业务，1988年又承包新疆科委下属的新产品技术开发部，从事电脑软件开发等业务。但是，这些业务相继失败，不但没有继续为朋友公司带来利润，反而把原来靠彩扩业务挣来的100万元赔得一干二净，并且负债累累。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朋友公司开始代理电脑销售业务，将公司正式更名为新疆德隆公司（于1992年注册成立新疆德隆实业公司），并进入娱乐、餐饮和房地产开发业，此时最令德隆荣耀的是，仅旗下的北京JJ迪斯科广场每年盈利就超过3000万元。…

世界注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到现在整整进行了25年。 在这25年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滚滚的政治风雷。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左冲右突，扑朔迷离，局外人难以探寻其究竟。其实，只要抓住一条总的线索，就能把握其要领。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毛泽东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 毛泽东逝世之前，江青等人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他们是 “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积极支持者。 粉碎“四人帮”，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大为削弱。我们要肯定粉碎“四人帮”给中国历史带来突破性的重大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1977…

季斯拉夫•苏尔科夫 2014年注定会因为很多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事件而被历史所铭记。然而，当年最重要的事件，我们直至今日才逐步意识到。这便是俄罗斯的西行之路已经终结。我们停止了意在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与欧洲“优渥家庭”攀亲的多次且无果的尝试。 自2014年起，历史步入新的、长短未卜的“2014+”时代，我们将迎来百年(200年？300年？）的地缘政治孤独。 17世纪，伪德米特里随兴地开启了西方化，而后被彼得大帝坚决贯彻。400年来，我们几乎试遍所有方案。为了变成荷兰、法国、美国或葡萄牙，我们什么都做过。我们是多么不遗余力地试图挤进西方阵营。那里传来的理念、那里的风云激荡，我国精英都过于热切地加以响应。 在欧洲的大型战事中，俄军舍生忘死，得胜回朝。从历史来看，在各大洲中，欧洲其实可被视为最黩武、最嗜血的。伟大的胜利、伟大的牺牲为俄罗斯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土地而非朋友。为捍卫欧洲价值观即君主政体，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提议俄奥普三国缔结神圣同盟。在需要镇压匈牙利起义、维护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俄忠实履行了同盟义务。而当俄罗斯陷入困境时，奥地利不但未伸出援手，还与它为敌。 而后，旧有的欧洲价值观被与之截然相反的新理念所取代。在巴黎和柏林，马克思成为时髦。俄罗斯人害怕落后于西方，而西方在那个时候对社会主义爱得发狂。他们害怕欧洲和美国工人领导的全球革命，会绕过俄罗斯这个“穷乡僻壤”。 当阶级斗争的浪潮偃旗息鼓，经过异常艰辛的劳动所建立起来的苏联却发现，全球革命并未成为现实，西方已完全不属于工人农民，正好相反，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 上世纪末，俄罗斯对充当“特殊”国家感到厌倦，再次请求西方接纳。某些人把疆域面积很当一回事：欧洲装不下我们，因为我们太大了，大得可怕。这意味着应当减小体量、人口、经济、军队、雄心，届时欧洲一定会把我们视为自己人。我们的人口、工业、军事实力皆已腰斩。然而，即便俄罗斯变得如此卑微、如此逆来顺受，它仍然没能迈入西方的门槛。最后，我们决定停止变弱、停止顺从，而且大声宣告权利。所以，2014年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从表面上看，俄罗斯与欧洲的文化模式相似，但它们柔软的内核不一致，内部勾连的脉络也不同。所以，它们无法成为统一的体系。如今，当这一旧有的怀疑变成显见的事实，人们开始提议，我们何不朝另一方向，即亚洲、东方急转？不需要。…

1.如果你凛然一觉，念头尚未消失，就说明你断念还不够火候。 解析：如果你曾为戒色文章遍寻天下，各种日课一日不落，各种注意事项早已烂熟于心，至今却仍未戒色成功，还在破戒怪圈里不断徘徊，那么十有八九就是你断念还不过关。很多戒友就是如此，他们对戒色文章涉猎极广，各种情况都早已总结在日记里了，最后却还是战败，沦为了戒油子，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断念水平还不过关。断念是戒色绕不开的话题，戒油子们却妄想通过提高觉悟来弥补这一方面的缺陷，最终的结果自然不言而喻。但经过这么久的沉淀，他们的断念水平也差不到哪去，往往是中规中矩的，偶尔实战还有几次亮眼的表现，但如果遇到大考，表面上似乎闲庭信步，与心魔打地有来有回，内心里却是不断挣扎。而心魔又对各种让我们破戒的奇技淫巧信手拈来，它看你没法一击必杀，便开始准备就地扎营，盖房种田，打算跟戒油子们来一场拉锯战。而戒油子们或许在短期的交战里还算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可当心魔跟他们玩消耗时便会手足无措了，往往是抵抗一两天，油子精英们可能更长点，一周吧，他们认为心魔的攻势迟早会下去的，只要硬挺，最后便可以保住性命了，可结果往往不随人愿，他们发现这似乎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心魔似乎越杀越多，而且自己的内心也越来越焦躁不安，最后在一次次粉红色的枪林弹雨中走位失误，被一颗自己没察觉到的子弹带走了肾精（往往引起他们破戒的不是直接的YY，而是被一种微如秋毫的念头给劫持了，这个念头的出现甚至过程他们都没有察觉到，只是以为自己在践行自己的思想，而恰恰这时他们的行为是不受思想控制的，也不是受心魔驱使，而是受欲望支配后的本能反应）。他们压根没注意到，心魔之所以能够如此长时间闹腾，原因就是他们的断念还不够快，甚至还残存贪恋（这会让心魔得以在一次又一次进攻时不断成长，真正的断念应该是像盖帽一样干脆利落，你一个迟疑，对方的球就已经飞过了你的头顶了，这个要好好体会）。其实他们也明白贪恋是要不得的，可每次念头一上来，他们最先想到的便是偷偷爽一下，然后才反应过来补上一刀，可是往往这时候心魔已经看到了你的破绽，你的贪恋为他们提供了几天的食粮，他们这一慢，可就导致了之后几天的鏖战。其实要解决这种情况也是易如反掌，那就是重视断念，看每一篇戒色文章都要有意识地重视断念的部分，这可是精华中的精华啊，然后多加练习，平时就可以拿负面念头来练手，如果你连负面念头都对抗不了，就别谈更加强大的心魔了，再者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贪恋，一定要争取在贪恋起来之前就灭掉念头，否则，等它出来后，等待你的就是苦战了。 2.不要被心魔偷偷上了高地。 解析：这一点其实就是上面所说的“往往引起他们破戒的不是直接的YY，而是被一种微如秋毫的念头给劫持了，这个念头的出现甚至过程他们都没有察觉到，只是以为自己在践行自己的思想，而恰恰这时他们的行为是不受思想控制的，也不是受心魔驱使，而是受欲望支配后的本能反应”，心魔会在拉锯战中通过不断进攻你来瓦解你的防守，一旦立场略微有些动摇，他们便会从这个漏洞悄悄“溜”进去，然后偷偷取代你的地位，通常的表现便是心魔在一次短兵相接的战斗中，不断的侵扰让你感觉到抵抗是痛苦的，而SY是舒服的，然后这时候再将一种极其细微却又阴狠毒辣的念头注入到你的大脑中，之所以说它极其细微，是因为你在抗争中很可能没办法发现这种念头（主要原因还是觉察力不够强），然后让它在最舒适的环境（立场动摇）中以最得心应手的方式输出自己的观念，“抵抗如此痛苦，还不如破戒”、“去找找H吧，找不到就不看了”等等类似念头，而这种念头往往不是通过直接劝诱，而是通过一种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它不需要让你的思维去承认它，这太容易被你断掉了，所以它会直接引导你的身体去打破自己的一条条底线，然后破戒，这也就是先贤所说的：“一念稍疏，陷溺难返。”但要解决的方式也很简单，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加强自己的觉察力，勤练断念，功夫到了自然可以看破一切潜藏在暗处的邪念。3.有人200天看黄破戒，有人400天情绪破戒，你打算什么时候破戒？ 有人一年战战兢兢，有人五年如履薄冰，你又打算怎么做？ 解析：这点主要是用作思维对治，许多戒油子就是因为每戒一定时间便开始松懈，当然他们的松懈一般也不是一下子就全放掉了，他们其实自己也知道松懈是很危险的，长年累月的学习也让他们明白放松是会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但赖不住人的劣根性，他们往往是一点一点放弃的，今天少看一些，明天少记一些，后天就不复习了，久而久之自然被心魔一个猝起不意打得狼狈不堪。而这句话恰好就可以很好的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要你们牢牢记住这句话，平时有事没事便想一下，自然而然就会不断保持在警惕的状态，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也许这句话没法触碰到你的痛处，自己也可以去找找类似的句子来反复思维进行洗脑。但道归道，如果自己只是光说不做，对破戒毫不感冒，那破戒也是实打实会的。 再给大家一句话：斩断邪念，你舍得吗？ 3.有人200天看黄破戒，有人400天情绪破戒，你打算什么时候破戒？ 有人一年战战兢兢，有人五年如履薄冰，你又打算怎么做？ 解析：这点主要是用作思维对治，许多戒油子就是因为每戒一定时间便开始松懈，当然他们的松懈一般也不是一下子就全放掉了，他们其实自己也知道松懈是很危险的，长年累月的学习也让他们明白放松是会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但赖不住人的劣根性，他们往往是一点一点放弃的，今天少看一些，明天少记一些，后天就不复习了，久而久之自然被心魔一个猝起不意打得狼狈不堪。而这句话恰好就可以很好的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要你们牢牢记住这句话，平时有事没事便想一下，自然而然就会不断保持在警惕的状态，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也许这句话没法触碰到你的痛处，自己也可以去找找类似的句子来反复思维进行洗脑。但道归道，如果自己只是光说不做，对破戒毫不感冒，那破戒也是实打实会的。…

洪振快 1943年，抗战艰难时期。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评，题名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文章中说：“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客观地说，假如没有美国，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否胜利，恐怕是个未知数，至少，抗战不会八年就能胜利。对于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援助与贡献，当时中国国内各阶层对美国普遍都有好感。《新华日报》的文章是给国内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看的，这篇评论文章显然能赢得读者的心。储安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分 在战争中，美国援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除了在日后发觉的雅尔塔会议一次以外，美国没有背负过我们。我们赖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紧牙关，撑过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获取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感激美国，器重美国，甚至崇拜美国！这种广泛普遍的友情，在国际历史中亦不多见。”这个看法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应该具有普遍性。 因此，到抗战结束时，中美处于历史上的蜜月期，包括中共，对美国也很有好感。还有美国的档案揭示，当时美国想在远东扶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作为其盟国，扼制日本，牵制苏联，维持远东和平秩序。美国的设想是在中国搞美国式的民主，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竞争，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角色一样，为此主张国共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对此，延安是欢迎的，毛泽东也是兴奋的，故而在1945年4月24日的中共七大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要自由选举产生正式的联合政府。 然而，国民党既不愿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中共也有更大的政治抱负，由此合作难成，联合政府计划无疾而终。进而国共鏖兵，共产党倒向苏联，美国为扼制苏联而支持国民党。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一边倒”之后，美国就成了最凶恶的帝国主义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的政治动员及所搞的“三视”运动，彻底改变了大部分中国人（大陆）对美国的认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秘密入朝参战。 在做出入朝参战的决策前，中央高层存在意见分歧。著名党史专家逄先知在所著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一书中提到，在10月4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不赞成出兵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是“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说得简单点，是美军强悍，参战的胜算不大。 如果对比1950年时的中美国力，可以发现实力更为悬殊：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2/3，工农业生产总值高达15078亿美元，钢产量为8770万吨；而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只有人民币574亿元，钢产量不过81万吨。另外，美国还有最具威慑力的武器：原子弹。…

“五四”运动虽然已经过去90年，它的划时代意义没有过时。它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不但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救国兴邦的道路，而且以最精炼的语言概括了近代文明世界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和前进方向。 1919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爱国革命运动就是在“五四”精神鼓舞下席卷全国，震惊中外，它象征着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里程碑。毛泽东说过：“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毛选四卷523页）人们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五四”精神是普世价值观重要的组成部分。 “五四”精神的要点：一是人民作主，尊重本国和全人类的个人价值和基本权利；二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按事物演变的科学规律办事。“五四运动”的先驱者把这两点精神亲切地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取自英文Democracy and　Science第一个音节的谐音）。 这两位老师对指导人类的生存与进步的重要作用，已为世人公认。但对这两个老师是文明世界的孪生兄弟，不可分割，同样重要，缺哪个都不行的观点则见仁见智，不见得人人赞同。这种现象也不奇怪。因为人们对“民主与科学”二者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效益，认识有深有浅。人类能适应、驾驭甚至一定程度改造客观世界以利生存和发展要靠科学智能。这一点，不言自明，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但民主精神对促进科学发展和指导人类社会，包括各种群体，社团，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得到所有国家认同。此外，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主改革涉及政治权力的归属转移，往往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而裹足不前。 笔者两人都是在“五四”时代出生，耳闻目睹世界大战的风云变幻，参与过烽火连天的抗日和解放战争，体验过我国革命胜利的喜悦，也遭受过人为的折腾磨炼。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又曾同时或分头在苏联东欧和西欧北美等国家工作或访问，给了我们一些观摩比较和反思的机会。这种跨世纪跨国界的经历给我们留下许多难忘的印象和感慨。其中也许最切肤的疑难就是：为什么我国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尽毕生精力，出生入死，忘我战斗，在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和谐的中国时竟会在自己国家内遇到这么大的人为的阻力和困难？我们略有自知之明，没有下过硬工夫，没有足够的水平从研究经典著作中找出答案。欣逢“五四”运动90华诞，我们只想略尽老骥绵薄之力，对“五四”以来这段时间里自己的见闻和体会稍事梳理，试图找出一个简明的答案以邀批评指正。我们发现，一个最通俗易懂的答案其实就在“五四”精神之中。 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证明，那些既重视科技开发，同时也重视民主建设的国家，大踏步前进。世界进入近代文明时代以后，在发达国家中，科学与民主往往是接踵而来或同步发展，相互促进。例如：在西欧，12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反映了人们人文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的人权观念的觉醒，在政治思想、哲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欧洲教会和皇权的专制统治进行了坚决、反复和持续的斗争，从而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后来的创造发明开辟了道路。在英国，18世纪初的科学发明带动了工业革命，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同时也培育了新的知识分子和日益强大觉醒的产业工人，紧接着就爆发了19世纪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宪章运动”。由此可见，民主为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和科学研究创造条件；科学为探索社会前进方向和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依据。 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的政权，外不能抵御强权，内不能取信人民，迟早要被历史淘汰。只讲科学，不讲民主的国家，也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希特勒统治的德国，科技水平相当高，不可一世，但他的法西斯主义，对内屠杀犹太人，对外侵略扩张，国际国内，丧失民心，导致彻底垮台。日本军国主义也是仗势科技发达，军力强大，在亚太地区逞强，残暴侵占杀害外国人民，受到中美等受害国家奋起抗击，最后战败投降。 前苏联东欧从国防需要出发，对军事科学相当重视，这可以理解，但不讲民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由少数人，一个党甚至一个人对大多数人实行专政。这种对民主精神的背离迟早要受到惩罚。笔者首次去前苏联东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看到它们的生活条件，教育水平比中国高，我们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高兴。另一方面也看到一些负面现象。…

如果不讲清背景，很多人不知道“商品经济”这个提法为什么会在中国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情还得从马克思说起。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 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 消灭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须给产品规定价值……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 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不需要著名的…

亲历者 一 街上挂满了标语条幅，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D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宁肯流出来，不许生出来”“执行政策要坚决，决不允许孩子多”等等不一而足。 县城的大街上搭满了帐篷，每一个帐篷里无一例外地住着准备引产的孕妇。那时节不论什么情况全县不允许一个农业户口的孩子出生，即便是个别通知传达晚了，孩子生出了，也没有几个能够存活的。县医院西面堆放垃圾的地方有两口废弃的几十米深水井，因为孩子的shi体被天天扔到里面去而填满了。 故事还得从那年4月26日的一次全县县委扩大会议说起，那是我刚当上乡D委S记的第三天。这天下午临下班时通讯员小赵对我说：“张S记，县委通知，明天上午县委招待所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乡镇副S记以上的都要参加。”县委扩大会议，可达到实职副科级，我从政以来第一次听说。不会是新S记带来的新气象吧。在我到乡报到的同一天，原县委S记因为计划生育工作不力，被调离工作岗位，不会是因为这件事儿吧！ 会上，有关领导通报了全省和全市以及全县的计划生育形势。一句话，我们县已被省列为重点管理县，计划生育全省倒第一，县委被黄牌警告，如果不能改变现状，就下台。县委S记声嘶力竭地说：“我已经给市委立下了军令状，如果一年之内计划生育不能由倒第一变成正第一，我情愿接受D纪政纪处理，毫无怨言。要想扭转我们县的被动局面，如果还和以前一样，那结果也只能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一个倒第一。我们要痛下决心，用非常之法，下非常之力，干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镇，你这个乡采取什么措施都要将人口出生率降下来。今天这个会议是一个誓师动员大会，给大家五分钟时间考虑，看看能不能完成任务。能完成任务的要积极发挥作用，感觉力不从心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立即让贤，要让能够完成任务的同志干。” S记讲完话，整个会场鸦雀无声，随即便台下嗡嗡地开起了小会儿，在主席台上也听不清谁究竟说了些什么？ 五分钟过后，全县22个乡镇D委S记挨个表态，看看是否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县委S记点名，由大到小，有前向后开始表态。也不知道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是怎么回事儿，前两个被列为副县级人选的S记表态了，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理由就是群众意识差，干部作风散，宣传不到位，后顾之忧无法解决等等。县委S记听完他们两个人的表态当时笑着说：“看你们两市实在人，尽说实在话。很好很好！”随即脸向旁边一扭厉声道：“来人！”话音一落，四个武警应声而上，两个老乡镇S记的身边一边一个。“铐起来，押下台去！”全场的人都傻了！被铐起来押下去的两个S记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儿，就糊里糊涂地被送到了看守所。 “有些人就是这样，仗着自己是地头蛇，坐地虎，敢于公开同县委叫板。先将两人关押半月，纪委检察院去查一查，看看他们有没有违法违纪行为！” 稍一停顿，S记缓和了一下语气继续说：“有人说我武断，说我搞一言堂，说我搞独裁。我不搞行吗？我们的工作任务怎么完成。我是军人出身，我就知道一句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那这么多钱养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就是要我们这些人为国家排忧解难，为国分忧。计划生育是什么，是国策。什么是国策？就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策。这个政策的执行我们冠县这些年来是极为不利的，不然我们也不用在这里开这个会了。作为一名D员，一名国家干部遇到问题不是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而是躲着困难走，那要这样的干部有啥用？”…